[26]这就是说，只有能够给所有的人（1）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2）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3）提供充裕的闲暇时间（4）真正的充分的自由的制度，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

[45] （三）对修宪条款本身能否修改的探讨 修宪条款本身能否成为宪法修改的对象呢？这里的问题在于德国和日本是否能够通过《德国基本法》第79条和《日本国宪法》第96条的修改来逐步修改宪法中的其他关键条款。构筑一种制宪权也受到超实证法所拘束的根本规范的概念。

通过对宪法规范的区分，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就保证了宪法一方面可以适应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可以维持宪法核心的不可变更性。《总统府公报》，第 6339 期，第 3-76 页。循着凯尔森纯粹法学的观点，宪法之修改只能经过严格的修宪程序为之，且修改的界限在于维护和贯彻基本规范蕴含的法价值和法理念。明确制宪权与作为制度化的制宪权的修宪权之间的关联。[17] [日] 芦部信喜著，林来梵等译：《宪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348页。

笔者认为其理由有二：其一，从实证宪法学的角度看，日本国宪法第9条之核心内涵在于维护和平主义原则而该原则在任何时候（包括武装冲突的状态下）都不得被减损。[44] 日内瓦第一公约在考虑到经由武装冲突而导致战争状态进入的情况时指出：本公约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间所发生之一切经过宣战的战争或任何其他武装冲突，即使其中一国不承认有战争状态。汉冶萍公司作为民族工业近代化的标志，在初期的改革上还是成效大显：招附新股1300多万元，部分地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

光绪十五年七月（1889年8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督办卢汉铁路南段。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1895. 11. 2） 三天后，张之洞回复总理衙门电，表达悉心遵办汉铁及其枪炮厂的心志和筹集经费，感悚莫名，又不得不克服困难的个人努力恭读十六日电旨，感悚莫名。它的兴衰源自于它那个时代法治规范的缺失，那个国家整体宪政制度的全无。化铁炉之雄杰，辗轨床之森严，汽声隆隆，锤声丁丁。

这种情形，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其结果，只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着的。[11]然而，它却始终步履蹒跚，最终不可避免地还是走向晚清洋务工业化失败的同一归宿。

汉阳铁厂的总投资在588万两库平银以上，投产后两年间开支达160万两，而销售额只有24825两，仅占开支的1.6％。人们往往会从一个企业自身内部管理寻找原因，很少从更宏观的视野寻医企业的病根。兹据奏称：中国制造机器等局不下八九处，历年耗费不赀，一旦用兵，仍须向外洋采赡军火。另一方面，对张之洞抛出的绣球，他又很难不为所动，便积极地向张之洞出谋献议。

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908年，经清廷农工商部注册，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初建时，张之洞曾有意由盛宣怀出面经理。这里从总理衙门与张之洞的电文中往来可察其一番秋色： 总理衙门电张之洞：奉旨，近闻湖北铁厂采煤合用，大炉业已烧通，每年可出快枪七八千支，铁轨尤易铸造。

笔者以为李维格在《汉冶萍公司历史说略》一文中将其原因归纳为5点是比较中道客观的： 东亚创局，事非素习，自张盛二公以及二公前后所用之人，无一非门外汉，暗中摸索，何能人室登堂？官款不继，后招商承办，……又以张公铸成大错，……指摘之不遑，何来附股？及至三十四年新厂告成，铁路渐兴，始有大批股份投入。从民国十年（1921年）起，汉阳铁厂停止炼钢，三年后，3号、4号高炉停产。

面对这个沉重的打击，张之洞顿感心力交瘁，便下决心实施其早已拟定的经久之计：将铁厂招商承办。[13]像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以及盛宣怀等人，当然清楚这个本所指什么。

本应该位列亚洲前茅的近代钢铁煤一体化巨型联营企业，为何短祚而亡，其国家应该担当的责任或是法治缺失，是今之官与商不得不认真思考的。公司还不失时机地购置开办了一些附属厂矿，投资兴办了一些中外合资企业以备民生之需，并由此进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彼资日增，我力难继，必至喧宾夺主，甚为中国惜之。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洋务最具影响力的李鸿章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洞才庸智浅，惟有矢此愚诚尚堪自信，敬当懔遵圣谕，事事求实，不敢妄费，不容欺蒙。它的傲然人世以及选择悄然离世无不与它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国家民主法治运行状态息息相关。

当时国内仅有的两座日产量为450吨的高炉，总共只生产了26个月，生命之短祚为世界所罕见。他主张过于闭关保守的国家治理理念，必然会阻滞国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即便是引入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生产线，仍然还是不能生产一流的产品，因为它或缺了最根本的生产氛围，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我公此举原为铁路、枪炮及塞漏危而设，诚中国第一大政，我公生平第一盛业。新任两广总督李瀚章以广东铁矿贫乏，且营建厂房及购置机器的费用庞大，绝不是广东财政所能负担为由，奏请将尚未运到的机炉，径运湖北或直隶。

  一、汉冶萍联营企业的兴起与晚清宪政法治的先天不足 光绪十六年（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阳创建炼铁厂，继而在大冶兴办铁矿。其办理章程应如何斟酌尽善以杜流弊之处，即著该督抚等细心妥筹，详晰具奏。

{5}以汉冶萍为例，在1915年，仅日本人就从该公司掠走钢铁煤焦价值白银近二百万两。现有的事实和证据还真不能证明汉冶萍主要倡办人张之洞，包括盛宣怀有多少职务懈怠，经世平庸。[2]其规模之庞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2}由于这些学者置身域外，不免受到种种研究条件的限制。

[15]再如盛宣怀，在戊戌变法中，他主张中国根本之学不必更动。但历史的局限决定了他们对西方的学习价值趋向—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头来只能是对其皮毛的徒袭。

李瀚章上奏后的第13天，（1889年12月），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三天后便致电海军衙门及李鸿章，要求将铁厂移建到湖北，很快就得到清廷的批准，并由户部拨款200万两库平银，作为建厂经费。上谕：前因给事中褚成博奏请招商承买各省船械机器等局，当经谕令户部议奏。

[16]日人通过资本投资、人力技术等项下收益几占三分之一。张之洞致刘瑞芬电的时间为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1889.3.23）。

从这则清廷《上谕》中，或能够寻绎晚清工业近代化在经营方式和利益分配为何变革的端倪，其实，此乃为中国最早仿效西方国家将官府企业与官府（政府）脱钩分离。汉冶萍公司是盛宣怀与张之洞共同搭建的早期工业化平台并以此作为二人政治合作的政治与经济改良实验基地，拉着晚清衰败的马车在实业救国与宪政改良救国的双轨上艰难前行。真正能够像美国日本那样近代化之长青藤企业几无一家，这对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来说，很难做出自圆其说的解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情。企业间或是员工间或是企业部门间的商业行为仅仅仰赖于某种交易习惯和拍胸誓言表达，而却没有西方国家视为贸易准绳的民法通则或公司部门法则。

汉阳铁厂在官督商办以后，部分地吸收了私人的投资。[3]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

[12]参见：1925年5月16日《新闻报》，第1版。宪政缺失   引论 近代洋务工业本是本着工业救国初衷而破题的，可是缘何又不能扛起实业兴国的大旗，甚至只能堰旗息鼓短祚而亡，多年来一直是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的一个难解之题。

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踌躇满志的张之洞，将在广东所定购之熔铁炉移到武汉，立排众议，将厂址定在楱莽丛生的汉阳大别山（今龟山）脚下。